在东部城市中，天津的投资总量一直比较高。去年天津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121.20亿元，在国内各城市中仅次于重庆。去年天津实现GDP达 14370.16亿元，投资率也达到70%。

相比之下，另外几个东部大城的投资率就低很多。例如，北京去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032.2亿元，实现GDP 19500.6亿元，投资率为36%；上海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647.79亿元，全年实现生产总值21602.12亿元，投资率为25.3%。广州投资率为28.9%；深圳投资率仅为17.2%，在各大城市中最低。

东南沿海城市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额度也明显不如中西部。例如经济总量是武汉两倍多的上海，去年城市基础设施完成投资1043.31亿元，比武汉还少。

深圳去年城市更新改造投资仅为358.34亿元。不过以如此低的投资量还能保持比较平稳的经济增长，深圳的经济增长质量也在全国各城市中领跑。

广东省政协委员、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告诉记者，深圳低投资率已经持续很多年，深圳已经走过了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。

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说，深圳是百分之百的城市化水平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已十分完备，城市的面积也十分小，基础设施投资空间已非常小。

投资驱动后隐忧

尽管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十分明显，但过度依赖投资的隐忧也同时存在。尤其是在城市投资三大领域中，工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市场主导作用比较强，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，由于市场作用比较小，因此主要以政府投资推动，而地方政府在自身财力有限的情况下，要加大投资的力度，只能继续通过银行信贷，而这极有可能进一步推高地方负债和金融风险。

     例如，在北京，2013年6月底，北京市本级和区县本级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6496.32亿元，比2010年底增加3325.49亿元。广州目前政府性债务2865亿元。在武汉，截至2012年6月30日，债务余额为2037.05亿元，相当于每天要还1亿元。重庆也不少，截至2013年12月底,重庆全市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3070.39亿元。

去年六月，审计署对全国15个省及其所属的15个省会城市、3个直辖市及其所属的3个市辖区的审计发现，有9个省会城市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%，最高的达188.95%，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，债务率最高的达219.57%。

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大力举债，地方融资平台造成的政府性债务，第一还款来源是土地出让收入。

“很多地方的负债最终转嫁到了老百姓的身上，很多地方居高不下的房地产价格，实际上正是这种负债建设发展的模式导致的。”广东省财政厅科研所所长黎旭东说。